赵老大 -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

赵已然，别名赵牧牛、赵老大。男，约40岁，宁夏银川人，北京老一代摇滚鼓手，在走穴风潮和摇滚运动中成长，并选择了最卑微的生活方式。近年来曾担任木推瓜等新乐队鼓手。极少开口的超级歌手。
　　他的歌声，无论翻唱还是创作，都带有浓重的布鲁斯和西北民歌风格。在这方面，迄今为止，尚未有过任何华语歌手达到过他的境界——让布鲁斯和民歌融合得天衣无缝，以至于你宁可相信布鲁斯就是西北街头小伙、六盘山下农民流传的声音。他的演唱和吉他技巧同样民间、随意而又堪称精湛，带有浓烈的沧桑情怀，所谓人生百味，催人泪下，莫过如此。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，赵已然的80年代老歌，不但把他自己的青春变成一场无可挽回的旧梦，也足以凝聚更多人的悲欢离合，将苦酒和热泪融化成叹息。
　　 ——乐评人颜峻说赵老大
　　
　　
　　我原来可以说得清的，三四年前我脑子里有个形象：我应该是那个人。这几年我彻底不知道了。我很多大的迷失是从现在开始的：我突然觉得我无法判断太多事情的对错，也突然觉得没有对错不是好事。……合理不合理的，美好的丑恶的什么都不新鲜。但好多年前问我要的是什么，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，现在经过这十一年，我身边所有人都成了明星，只有我一如既往。我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，我真不知道。
　　两年前这么问我，我至少可以搪塞一下，我为自由。后来我再假装一下，我为摇滚乐，不错，我信这个，尊重这个。但现在问我，这两个都不是了。我也想不起变化的原因来，没有原因，我现在在这个‘地下’，徘徊这么久，过这种毫无意义的生活这么久，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。都不是我要的。
　　 ——赵老大说自己
　　
　　
　　最后一摇
　　
　　赵老大住在北京的东五环外，一个够大得可以让他打鼓的房子。他刚把房子收拾得更宽敞一些，为了锻炼身体，他早上会在房间里做体操。赵老大说他想回去，回到健康的身体状态里，他在戒烟戒酒，尽管戒得不够彻底，现在，他抽的是烟叶，因为它不像香烟有那么多种香料，而且有个卷的过程会让人抽得少。而酒戒起来也很困难：“喝醉一次两次死不了，但会伤着我，醉一次得养一周”。但他说，比烟难戒一百倍的东西他都戒了，这算什么。
　　前几年，他一直在找医生看病，结果，这么多年，见过太多医生，但一进医院就迷失。“排队，填单子，动不动就填错，看什么病啊，气都气死了！”——赵老大式的幽默。
　　他曾让台湾的民谣艺人狗毛佩服得“五体投地”。有一次他在酒吧演出，演着演着，看到台下有人兴奋地大喊，喊完就爬到了地上，四肢着地，爬来爬去。俩人就认识了。上个月，狗毛在北京给夫人过生日，赵老大去了生日宴，随后俩人和一帮朋友一起去了“江湖”酒吧，在酒吧里，赵老大和狗毛拥抱了又拥抱。
　　赵老大多年来有记日记的习惯。甚至有那么几年，他把和朋友的短信往来拣有意思的记在本子上。比如有一次他的朋友孙志强（独立纪录片工作者，《自由的边缘》导演）去了新疆，新疆的朋友以一通新疆方式伺候他，他特别high，给赵老大发短信“你来吧，和这里的老大会会，非常有涵养”。这条短信的时间是“2004年凌晨6点43分”。采访的时候老大问，有没办法直接把短信从手机输到电脑上，告诉他有的。他说，那太好了，这样一两个月我整理一下就可以了。赵老大不懂任何与“高科技有关的东西”。他一直在说，科学是个谎言。到现在为止，看不懂任何洗衣机、冰箱等电器的说明书。老大说现在自己“从革新派变成了保皇派”，讨厌新东西，讨厌花样翻新的音乐，讨厌科技、科学，讨厌电脑，但他有自己要保住的东西，比如说“热爱”。
　　那个本子上还有很多随手写下的日记，比如“我的法国梦，我感觉危险就在眼前……”，老大说，他原来一直想去巴黎。早年他喝多了曾说：科特•科本的涅磐是一枪把自己干死，我才不才不这么傻呢，我的涅磐是醉死在巴黎某个酒吧里”。而现在，老大哪也不想去了。他也不再写日记了，以前他曾把那些文字都写在都宝烟盒上，一堆烟盒，他一直留着。
　　2007年中秋节赵老大回了趟家，看到年暮的爹妈，他突然有种紧迫感，“我想赶紧做点事，年龄到了，也可能我玩够了，也可能书生本性回来了。快死的人了，赶紧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吧”。
　　现在，赵老大在锻炼身体，戒烟戒酒，并且把乐队也做了起来。“搞乐队就是人难找，搞音乐好搞，人不好搞，玩乐队干嘛呢，玩到后来就是伤心，最后什么都没有”。现在赵老大做的乐队是“有自己的风格和看法的”，以前他也想过不做摇滚了就去做爵士，但现在他觉得，即使不做摇滚了，爵士也不是他的家。他现在做的音乐就是想要“好听”的。
　　 “首先是好听，不好听谁听啊。这么多年了，所有的乐队的问题就是不好听啊。新的老想着怎么出新怎么怪怎么让别人感觉他不一样他出其不意。其实更应该好听”。这10年来他疯狂地看电影，很少听音乐——找不到喜欢的。“很多人听着的音乐，都不是写给心灵的。是写给腿的、手的”。
　　这个乐队刚成立没多久，也还处于磨合期。“音乐的沟通这个东西你说不成，音乐本来就是语言，你用文字来解释本身就有误。比如，外面传的关于音乐的笑话：乐手喊，把吉他的音色调的再伟大一点，调音师都疯了。张楚也这样：鼓能不能打得抽象一点，我直接就疯了。”
　　这段时间，赵老大在帮舌头乐队打鼓。“现在仅仅是玩，可能以后他们没鼓手我也帮他们演出”。中国的摇滚艺人他最喜欢的是小河和吴吞。“我快退休了，退休前应该有最后一摇，这最后一摇我要找两个人合作，一个吴吞一个小河，然后我就退出了”。
　　
　　
　　　　
　　我本该是一名化学教师，阴差阳错，不幸做了鼓手。十多年来，不求上进，碌碌无为，混迹于狭小的地下音乐王国，沉迷于越来越糊涂越来越荒唐的卡通境地，信以为真地在有限的几位朋友面前义正辞严、斩钉截铁地鼓吹着“垮到极处”的寄生虫哲学。从没有过工作，后以借钱为生。
　　　　后来，我慢慢变成了一个人。只有一双拖鞋、一只牙刷，住在了农村，且越搬越远。
　　　　再后来，我笑得有些难看了，因为我越来越没钱。以至于常常被迫求告家人，艰难度日。
　　　　有一天，我终于发现，磕不动了，再也垮不下去了。我头天让酒喝醉，吐了；第二天一早，酒还没醒，咣叽，又让茶给喝吐了。
　　　　那一天，我发现，我的脸特别难看，太难看了。我终于知道，我太不漂亮了。
　　　　我一生热爱漂亮女人，痴情于不敢面对、不敢亵渎的漂亮女人，然而我自己却从没漂亮过，从没漂亮过一次。
　　　　我也知道了，在我所追求的自由中，我没有自由过一次。
　　　　于是，我终于倒下了。
　　　　于是，在深夜里，在不要钱的灿烂阳光下，在只有神或鬼才能看得见的微笑或悲痛中，我想起了那些曾经会唱的歌。
　　于是今天，被逼无奈，我端正了思想，换了身份，不做鼓手，稍不情愿地自觉有些滑稽般地坐在了这里，怀着年轻时代的美好梦想，准备唱歌。
　　——《活在1988•赵已然自白》
　　
　　活在1988
　　
　　5年前的2002年10月31日，在朋友孙志强的张罗下，赵老大在万圣书园的醒客咖啡搞了一次个人专场，随后，现场录音制成一张小样地下发售，名字最后定为《活在1988》。唱片里除了一首《白庙》，其余都是翻唱作品。其中包括后来已经成为赵老大的招牌歌的《寂寞难耐》、《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》、《跟着感觉走》以及新疆民歌《流浪汉》。
　　为什么专辑的名字叫做《活在1988》，赵老大说是因为张玮玮（美好药店手风琴手），是他提醒了自己，才知道这么多年来，身上一直有这么个东西。
　　那张CD录得特别粗糙，老大本来不想公开发售。开始时它有个名字叫《反面教材》，是赵老大自己起的名字。后来有一次在河酒吧，他无意中听到旁边桌上的对话：有人问张玮玮赵老大怎么样，玮玮喊，那是我们的大哥，那个人，就没活过1988年！“我一听，觉得真是啊，这么多年了，我真的没活过那一年”。
　　“这二十年，我的生活那么流离，我所有的情感、我的方式、我的世界观价值观都一直在那边呢。因为后来我在拒绝，我拒绝吸收任何知识，拒绝动脑子，拒绝学任何科技的东西。我把高等数学、四年化学本科都学完了，可到现在洗衣机、空调的说明书我看不懂，也许可以说那些写说明书的人的文字不好，写得不准确，但还有一个是：我确实看不懂”。
　　赵老大听到张玮玮那么一喊，提醒了他。他就跟张全（野孩子吉他手）说，“啊，是这样啊！”在赵老大看来，现在的世界比起1988年左右，大变了。“我在城市里能不能生存，也可以。我呆在这里，是因为这里的艺术，人才，环境，我喜欢。但现在我越来越看不到听不到我想听想看的——我甚至找不到我喜欢的音乐，”。对赵老大来说，这实在不是最好的时代。
　　演出结束两个月后，老大本来想把录音藏起来，“丑死了！我一直压着，后来压不住了，我圈里人身边的朋友都有了，小索（野孩子主唱）跟我说西北来的搞建筑装修的那些人差不多都听到了，那些西北的朋友们去小索家喝酒，喝醉了放什么音乐都不听，就听赵老大的”。张全劝赵老大：虽然各方面条件不具备，但既然都录下来了，别人也愿意听，不妨拿出来卖吧。后来张全问到专辑名字，赵老大说：定，改成《活在1988》。并且，为了那次演出，他还写了一段自我简介“活在1988”——朋友让他写，他不知道怎么介绍自己，就写了上面这么一段话，印在海报上。那是个催人泪下的个人简介。
　　在这次演出前，赵老大从来没公开唱过歌，从来没以歌手的身份出现在酒吧过。“我一直是鼓手啊，唱歌是我的爱好，是私人行为。多少年来，一直是在朋友家，在酒吧也都是客人都走了只剩朋友的时候，都是1点以后开始”。“河”酒吧那三年是赵老大很开心的三年，有一批人，专门等到12点后来，为了听老大唱歌。
　　2006年，6月，在无名高地酒吧，举办了一场名为“中国鼓王兄弟专场”的演出。“超级歌手”赵老大和“西北鼓王”赵牧羊齐聚于此，朋友们全都来了。在这次演出的间隙，赵老大说了一翻话，令人动容：“我从来没有一次靠唱歌挣钱，我每次演出能得到100块钱，而我每次都要买300块钱的酒，我赚到的钱是我把自己灌醉的钱的三分之一……我一直心怀希望，虽然我被毁灭了无数次，可我一直心怀希望……我有一个妹妹，我们家最小的妹妹，她很看不起我，她说：‘我上六年级的时候你就在唱这些歌，现在我都生孩子了，都三十多岁了，你还在唱这些歌，你丢不丢人？’是啊！我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歌呢？因为我停留在了那个年代，我停在了那个轰轰烈烈、充满希望的八十年代，我不愿意向前走，因为向前走会丢掉很多东西，而那些东西是我喜欢的，是我骨子里喜欢的。我已经唱不动了，而我不知道我如果不把自己灌醉不流眼泪还能不能唱歌……我操音乐家，我操艺术家，我操摇滚乐，你们来这里不是看我演出的，我希望你们能把自己灌醉……”台下，即使对他的人生没有任何了解的人，也在默默流泪。万晓利（民谣艺人）说：听了老大的这些话，今天晚上就值了。一位歌迷深情地写道：这个夜晚属于他，属于那个在时间的洪流中被毁灭过无数次却仍心怀希望的赵已然。
　　
　　酒神精神
　　
　　赵老大的半生是烟酒的半生，尤其是酒。但这几年他已经在控制饮酒，他喝得更多是茶，为自己特制的茶，里面是枸杞、枣、沙枣、芝麻、菊花等等，这是回民的茶，是他小时侯见到他奶奶经常喝的茶。
　　赵老大两三年前就发誓不喝酒了，还是并不能完全戒掉。他怕自己的身体完全被烟酒淘空，但往往抵挡不住酒的诱惑。“我其实还能喝，再喝也行，不过就是会活得不长呗”，他说他早就该完全不喝了，“特别危险”。现在每逢演出，他仍旧会喝酒，喝醉才唱歌。“非要闹醉了唱，醉了就唱不动了”。但以前的时候不是这样，“原来喝醉了唱一夜。一把吉他，一群人在跳舞。现在喝醉了就唱不动了”。
　　说到酒，赵老大说他自己一直是那样的人。90年代初他在夜总会演出时，演着演着就抱着二锅头趴在军鼓上睡着了，“别人一脚把我踹醒，倒在地上”。
　　赵老大喝得厉害时，往往别人都散了，只剩了他这个酒鬼，服务员或陪着他的人把他扶到出租车上。那时候很多人去“河”酒吧都是冲着赵老大来的，他们午夜才到，正式的演出结束了，部分看演出的人也走了，老大已经喝得醉醉的，大家喊着让他唱歌，他就闭着眼睛给大家唱。
　　另一个常呼酒买醉的地方则是“两个好朋友”酒吧。12点后，老大会和乐手朋友上台，一般都喝醉了，他几乎闭着眼睛打鼓——舞台上灯光刺眼，也看不清楚下面的情况，打了半天，睁眼使劲一看下面已经没人了，都走了。“我打得出神入化，根本什么都不管”。
　　“我觉得那时候出来的音乐才是真正的音乐，全是本能嘛！不加理性，不加雕琢，没时间把理性的东西强加到音乐中”。这是赵老大一直奉行的理念：纯粹无理性的音乐。
　　有人问赵老大不醉能演出吗，老大说，肯定能。但“在学院派看来，不醉的时候可能更符合他们的要求，更像个音乐家。在我，比如说打鼓——我是少见的天才的鼓手，我不凭技术打，我不要命啊！”。“本能”是赵老大的关键词。他认为靠本能出来的东西才是真正的艺术。“我作为鼓手，同一个东西处理的方式和别人不一样，一般来说，其他鼓手处理的80%到90%都一样，就那么个套路，打得顺就完了。一般是这样，我不是”。
　　 “我无所谓啊。我们知道什么天堂地狱啊。”这是在问起赵老大的创作态度时他说的，这更应该是他的人生态度，像蒙田那句著名的：我知道什么？！
　　前几年，赵老大的手机屏幕显示的是他自己设置的四个字：卡通世界。“我的生命和经历太滑稽了太卡通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越是这样，我越觉得冥冥中有个东西在操控我——太多东西是反的，我不是他们传说中的那个人，或许传说中的某些事我都做过，但我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个人。这一切都是无心插柳都不是我想要的”。赵老大的悲愤或许可以用一句歌词来形容：“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”，他和他的希望，总是永隔一江水。
　　
　　永远的尼采
　　
　　“尼采救了我”是赵老大讲出的最铿锵有力的一句话。
　　赵老大不是在刻意奉行酒神精神，甚至他知道尼采和酒神精神的时间，是在他不能奉行酒神精神之后。“43岁才知道尼采，知道音乐的酒神实践活动”。老大平时不怎么看书，早年上大学的时候，他也看过一些哲学，黑格尔、康德等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大家。“但我一本没看懂。还有《美学概论》之类的，我喜欢那种东西，但我全部看不懂。长时间我潜意识里有个概念：我看不懂哲学书”。
　　直到2003年，赵老啊才接触到尼采。不过前一年，他就拿到这本书了，但当时他在读圣经——他虽不看书，但“手里得老假装有本书，睡前看看，哪怕只两分钟”。好友宋雨喆（原木推瓜主唱）给了他两本书，一本是房龙的《宽容》一本是《尼采选集》，没怎么读。后来房龙那本书找不着了，结果包里剩了两本，一本尼采一本圣经，“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尼采是反基督教的。特别可笑。”后来还是谢天笑的老婆偶然看到了，告诉了赵老大，但赵老大依然没打开尼采看。
　　不知道哪一天，老大看了那本选集。看了一段，靠，还是看不懂，他觉得比数学还麻烦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偶尔翻开了那本书，看到了一句话，当时他一惊：这不就是我嘛！这下他高兴坏了，也开始顺畅地看了下来。但也只有周国平翻译的两节他能看懂，别的译者翻译的只能懂一少半。“翻译的人没吃透原著，他和所翻译的人不在一个水平线上，他根本没懂那个人，他只懂文字，意没通只是字通了，怎么能让人看懂啊”。
　　对赵老大影响最大的就是尼采了。他在尼采身上看到自己，在尼采身上得到自己半生的确证：“原来我是对的，我没错”。比如，赵老大讨厌科技，“科技就是个谎言”，尼采也反科技；比如他看不起整个西方文化，尼采也曾说西方人应该把中国人请来，然后学习东方的思维方式；比如尼采也是无为的……“这些和我都是一样的”。
　　“我之所以看，是因为我绝望，对命运绝望。也许别人看到的都是好的，我也看到好的，但我看到太多坏的我也经历了太多坏的。我也着急，怎么办”。赵老大曾说自己从没漂亮过，从没自由过一次。他解释说，从终极意义上说，没有自由这一说，所谓完美都是理想状态，所以说科学是个谎言呢！即使在看圣经的那段时间，“我心灵非常黑暗，觉得自己身上肯定出了大错，要不自己不该是这样。我他妈一身本事，怎么连口饭都没？别人一来就可以花20万做CD，可2万块，我借了5年没借到。我不明白自己哪里错了。我非常黑暗，真的感觉我从没漂亮过一次……”只有在音乐中在醉酒中，在那个里面，他确定他是自由的，自由得像个国王。
　　
　　前传：赵老大的90年代
　　
　　
　　90年代，赵老大说，摇滚生涯开始了。
　　1989年6月初，赵老大来了北京。后来交通中断，他就在北京呆了下来。开始时和弟弟在一起——那时候，赵牧羊和常宽等人组建了“宝贝兄弟”乐队，他们排练，赵老大就看着听着。渐渐地，他不知不觉就和他们一块玩了。两个月后车通了，老大也不想走了，赵牧羊说：“别走了搞摇滚吧，特别好玩”。10月份，赵老大已经做出了决定：打鼓。“不是因为喜欢鼓，乐器我都喜欢。当时我26岁了，我知道如果不是小时候就开始学的话，想达到一个高度特别难。鼓呢，我拿上就会打，我想赶上别人的水平牵扯到的东西少”。没几天，赵老大就组了个乐队叫“红色部队”，吉他主唱是陈劲，赵老大打鼓。后来滚石厂牌魔岩来挑乐队出拼盘，《中国火Ⅰ》收录了他们的作品《累》，“太阳在天上放着光辉，我的眼前一片漆黑”，但这首歌因为某种原因流传不广。
　　红色部队没几年就解散了，因为整个乐队都没钱。为此，赵老大1991年曾在深圳逗留，走穴挣钱，钱没挣到什么，可是赵老大说，他已经学会了挥霍。那一年，他天天喝醉，满街找人打架，或者偷自行车。“因为痛苦。我到那是为了挣钱，但那里的环境对我来说太不合适了，没有精神生活，没什么朋友，就是喝酒”。一年后他回北京，给每人都买了礼物，没多久又没钱了。
　　当时有个“红色部队”的前乐手在闽南，他给老大打电话说，那个地方太可笑了，一天能挣一千。老大不信。他说：“你来把，带几个人，路费我出，如果来了不喜欢这里就当玩一趟”。
　　 “这个地方太疯狂了，我去的不是最好的场子，但乐队每天每人能挣七八百。要是哪天挣了三五百，他们就生气，说今天不好”，老大就留下了。那一年，更是他极尽挥霍之能事的一年：挣了一百多万，中间给母亲寄过一万，一年后回北京时身上剩几万，其余的在那里全部花光了。
　　“老大”的称呼也是从闽南开始的。“在闽南弄坏了”，老大这么形容：他喜欢朋友，喜欢江湖义气，加上他在闽南“混”得特别好，那几年，全国各地包括上海、安徽、淮南、淮北、四川、内蒙等等，络绎不绝一茬接一茬到那里淘金的乐手们都去“投靠”赵老大。他们去了，老大就帮他们凑乐队，凑歌手，凑齐了带他们去找老板，老板看上了就开始驻场唱歌。这样，老大的名声出去了，全国各地更多的的人开始投奔他。有些乐手在那等机会一等等几个月，都靠赵老大养着。
　　所以老大在当地名声特别响亮。石狮镇四条街，一条街一个大哥，四个大哥负责街中所有的事情。四个大哥被称为四大天王，他们后来都是赵老大的朋友。而赵老大在那里，整个一条街，所有的饭馆、水果摊都不收他的钱。那里尚武，巴掌大的一个镇子有三百个武馆，秩序特别乱，天天可以看到打架，枪刀都有。那里从来没见过警察，因为没人敢穿警服，但经常看见便衣和当地的帮派打起来，打急了警察就放空枪。但老大和他带去的人从没出过事。
　　1990年代初，全国掀起了考试风：各地的歌手乐手需要通过考试才能上岗在酒吧唱歌。赵老大在闽南也赶上了。当地四条街大概三百个乐队，上千个歌手（一般一个乐队四五个乐手，带十几个歌手），几千人在一个礼堂一连考了几天。而赵老大考试的那场，直接把考试变成了表演：本来礼堂里只有前面一排文化局的人，考着考着，发现礼堂人越来越多，直到挤满，窗户外也站满了人。一首歌结束，掌声震天。演完了，文化局局长走到台上，跟赵老大握手，像领奖台上的冠军一样，他把赵老大的手举起来，说：感谢你给我们石狮镇带来了文化！回忆起来，赵老大说：“可笑死了！”
　　赵老大应该是最早开始走穴的那批乐手之一。后来他那时候在舞台上说的话都被人记住了，现在夜总会里唱歌的人都还在用当时他的那翻话。“我说我是来自陕北的农民。后来那帮人都说自己是农民，哈哈”。
　　一年后，老大回了北京。“为什么回？我该回来了，我呆够了！”
　　1993年回北京，1994年在老家，1995年在杭州，1996年在广州，1997年，经过烟酒交加的洗礼，他回了北京，又开始了分文不名的日子。
　　整个90年代，赵老大的理想是做一个鼓手——“我原来最看不起唱歌的，因为我从小就唱啊，那个东西对我来说就跟说话一样，没有障碍。所以我觉得没有技术含量，瞧不起。我一直以乐手要求自己”。那时，有个朋友开商场卖电器，赵老大在他那呆了几个月，当看门的。他天天打电话问朋友哪有摇滚演出，天天去看，但是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。看了一个月，他没看到一个好鼓手。他就跟朋友说我要搬走，继续做乐手做音乐。1998年春天，他搬去了偏远的清河，在那里，他有了唱歌的冲动。
　　“那地方没人，安静，一点点钱就够我活了”，他凑了套鼓就开始练，每天都打。有一天，他躺在床上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想起来80年代苏芮的一首老歌《跟着感觉走》。80年代他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觉得实在难听。“还挺纳闷的，苏芮那么好的歌手怎么唱了这么一首烂歌”。但事隔多年后，他想起这首歌，跟当初的感觉不一样了。“我在心里默念了一遍歌词，然后就笑了。我觉得这首歌太好了，多单纯多积极啊”。不过当时老大手里没有吉他，可是邻居家的小女孩墙上挂着吉他。老大借来她的吉他，唱了一遍，觉得特别兴奋，那时候是半夜，他背着这把吉他走了一个小时的路，打到了车——清河太偏了，直接奔一朋友家，把这歌唱给他听，这个朋友也兴奋坏了。后来他还唱给房东和周围的孩子们，“他们听得都特别高兴”。
　　从《跟着感觉走》开始，赵老大翻唱了一批80年代的老歌。“开始主要是在家唱给朋友听，没搞过什么正式的演出，有人问我为什么唱那些老歌呢，我说那些歌好啊。歌词和旋律都好，我自己也没什么作品，也没打算去写多少作品”。而赵老大的翻唱方式，与其说是翻唱，不如说是再创作。
　　唱歌和创作，在赵老大看来是两回事，他确实没有什么野心去创作。“用歌表达想法，是近几年想到的。没写，是因为没那么要求过自己，比如花几个晚上去琢磨一句歌词什么的”。赵老大觉得在他身上，音乐的本质体现得更纯粹一些，更多一些。“我觉得音乐就是音乐，和文字没关系，文字就是文字，我一直没拿自己当诗人要求”。
http://music.douban.com/artists/player/#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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